当五台县县长调研稿与景区党工委副书记文稿高度雷同，当湖南安化的水文数据出现在平乐县防火规划中，当“爱我长沙”标语飘扬在陕西神木街头，这些荒诞的公文抄袭现象，恰似一面照妖镜，照出了基层治理中形式主义的顽疾。
表面看，公文抄袭是作风问题。但深入观察，这更像是一种“理性选择”——基层干部日均撰写超1份文件的现实压力，催生了“文字裁缝”的畸形生态。抖音、小红书等网络平台中声称自己从事写材料工作的账号，都普遍传递出了同一种声音：“当每天都要撰写1份以上文件，精心构思原创内容已成奢侈。”在这种超负荷运转下，70%文件“照葫芦画瓢”不仅是潜规则，甚至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生存策略。
公文写作应是政策传导的枢纽、治理效能的载体，不应沦为东拼西凑的“形式作业”。2024年《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的出台，为破解这一困局提供了制度利器，更指引着公文写作回归本质的转型方向。
广大基层干部应坚守原创底线，明确区分“参考借鉴”与“抄袭糊弄”的界限，吃透上情摸准下情，将政策精神与本地实际深度融合。五台县抄袭事件暴露的，正是将公文写作简化为“Ctrl+C”“Ctrl+V”的机械操作，但公文的价值不在于文字的堆砌，而在于对政策的创造性转化，如同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规定，既准确传达中央精神，又创造性地转化为符合本地实际的具体操作方案。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以党内法规形式确立刚性约束机制，对发文数量、会议频次、考核指标实施精准管控，构建起"制度减负"的四梁八柱。数据显示，东部某省实施后基层文件数量下降37%，政策落实率却逆势提升21%，这一数据对碰生动诠释了“减量不减质”的治理智慧。然而在破除形式主义痼疾过程中，也要警惕“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的陷阱，真正为基层干部减负赋能。比如江西省为落实减负规定先后召开5次专题会议，建立定期会商、暗访抽查等工作制度，这些本为减负设计的流程，客观上又形成了新的文件流转链条。
破解公文抄袭困局，关键还在于重构考核评价体系。将考核指标从“文件厚度”转向“问题解决率”，从“材料完整性”升级为“政策落实效度”，基层干部才能真正挣脱形式主义的“文字枷锁”，将更多精力聚焦于为人民群众服务，回应民生诉求。唯有让制度创新与作风转变同频共振，才能将整治形式主义的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提升的持久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