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1941年以后，由于持久战争的消耗，抗日战场上敌友我三方都进入了困难时期。早在1938年，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一书中就已经预见到这个阶段的到来，指出这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又是“转变的枢纽”，只要我们党有正确的政策，动员全国民众一道，艰苦奋斗，熬过这段艰难的路程，“最精彩的结幕便能很好地演出来”。战争性质决定，日本侵略者的困难是走向失败的困难;而坚持进行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解放区的困难则犹如黎明前的黑暗。我们战胜困难的法宝，就是党中央提出的十大政策。
在太岳区，我们认真贯彻执行十大政策，深入发动群众，经过两年多的时间，终于战胜了困难，使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一)成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百团大战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囚笼”政策，使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几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冀太联办成立以后，根据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三三制政权的原则，进一步推行民主政治，进行了从县到村的政权改造和选举，把根据地建设向着由分散到统一的目标又推进了一步。为了适应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1941年3月16日，邓小平同志受北方局委托，在冀太联办第二次会议上，提出建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建议(临时参议会召开时，正式改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18日，会议通过邓小平同志的提议，决定于七七抗战四周年纪念日召集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总结四年来本区人民抗日斗争的经验，确定新形势下奋斗的目标，审查冀太联办各种行政设施，选举晋冀豫边区行政委员会。4月5日，北方局提出了对晋冀豫边区当前建设的十五条主张。
7月7日，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在辽县(今左权县)桐峪镇召开。会议听取了杨秀峰同志关于冀太联办的工作报告，彭德怀同志关于《目前形势与抗日根据地的各项政策》的报告，通过《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边区政府组织条例》等法律性文件，决定成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7月31日，大会选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组成人员，杨秀峰任边区政府主席，薄一波、戎子和任副主席。8月15日，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同日，边区政府正副主席及全体委员宣誓就职。
边区政府成立以后，我的工作重点还是放在太岳区，边区政府副主席一职，我只是挂名，从未到任。9月1日，沁源县城举行太岳区各界拥护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大会，在会上我提出了边区政府成立后太岳人民的五项新任务:(1)以这次大会为标志，太岳区已经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初步实现了新民主主义政治，但是，还必须继续与一切反民主的封建势力作斗争;(2)做好村选工作，各村都要选出能代表人民利益的好村长;(3)努力增加生产，以自力更生为主，引进外货为辅，搞好内外交流;(4)自上而下地推进民主政治，做到人民参政，将来还要做到民选县长;(5)在民选村长，人民积极性提高的基础上，要动员人民做好粉碎敌人秋后“扫荡”的准备工作。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不久，日本侵略军就发动了对岳南、岳北的大“扫荡”，此后根据地一直是在不断取得反“扫荡”的胜利，边战斗边建设，克服重重困难，得到恢复和发展的。
(二)太岳区的对敌斗争
1941年以后，日本侵略军对太岳区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扫荡”。其中主要的有1941年九十月的“铁壁合围大扫荡”，出动兵力3万人，历时13天;1942年2月和秋季的两次“辗转抉剔扫荡”，每次出兵7000人，分别历时20天及两个月;1943年10月的“铁破式三层阵地新战法扫荡”，动用兵力2万人，历时1个月零20天。
在华北日本侵略者在以主要兵力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反复的“扫荡”和“蚕食”的同时，从 1941年3月至1942年底，又连续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全面加强其侵略活动。他们将华北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地区)和非治安区(即解放区)。在治安区内，以“清乡”为主，强化保甲制度，发展伪军警，实施奴化宣传，以巩固其殖民统治;在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怀柔与恐怖政策并用，构筑碉堡、封锁沟，制造“无人区”;在非治安区，则以“扫荡”为主，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面对敌人疯狂的“扫荡”，太岳区军民进行了英勇的反“扫荡”战斗。1941年，共进行大小战斗1235次，毙伤俘日伪军官兵8531名。1942年，全区部队共作战2767次，民兵作战1700余次，毙伤日伪军4700余人。1943年，全区共作战2889次，毙伤日伪军830。人。自1942年11月起，太岳军民又进行了长达两年半的围困沁源的斗争。1941年敌人大“扫荡”开始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根据地曾经一度有所缩小，但是随着我反“扫荡”斗争的开展，不但太岳根据地原来的全部控制区得到恢复，还开辟了岳南和中条山根据地。
我们取得反“扫荡”斗争胜利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条:
一是在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坚持依靠群众，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是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关键。1943年夏我在《解放日报》发表的《太岳根据地是怎样坚持抗战的》一文中曾说:“决死队究竟凭什么来坚持这样严重的和长期的斗争呢?它是凭进行坚决顽强的对敌斗争精神，凭跟群众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来坚持的。军队是骨干，群众是血肉，分开来都要失败，结合起来就是胜利”。“决死队究竟用什么方法坚持了并且继续坚持着这样严重的斗争呢?它是用密切群众关系，在可能的条件下改善群众生活，发动群众的抗日积极性来坚持的。今天所进行的民族革命战争，基本上是一个农民战争。如果不能够把占全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广大群众发动起来，抗战胜利就会是一句空话”。只要发动了群众，带领着群众进行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就可以把凶恶的敌人包围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比如1942年春，白晋线日军为了蚕食我沁县根据地，占领了寨坡底、首兴、余凹，蚕食了我根据地约30平方里的面积。当时沁县的老百姓拿起武器，围困这三个据点整整一年。敌军在据点中蛰伏，不敢出来，终于被我正规军和民兵游击队所歼灭。后来进行的长达两年半的围困沁源之战，更创造了人民游击战争的一个范例。
二是在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的领导下，采用了正确的战略战术。从1941年以来，日本侵略军在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中，不断总结经验，改进作战方法，对太岳区的“扫荡”使用的作战方法，一次比一次凶恶。但是，魔高道长，我们也不断总结反“扫荡”的经验，不断改进我们的战略战术。针对日军的“铁壁合围”，我们采取的战法是反“扫荡”前先动员群众空舍清野，反“扫荡”开始后，主力兵团以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坚持内线作战，大部则转移外线，主动打击敌人兵力空虚的据点及交通线，或择地隐蔽，乘敌疲惫撤退时，捕捉战机，打击归巢之敌。针对敌人“捕捉奇袭”、“辗转抉剔”的战法，我们采用广泛分散的游击战，打击敌人，拖垮敌人。先拖后打，拖打兼施，避免与敌正面作战。用麻雀战、地雷战、伏击战、袭击战、围困战等方式，消耗歼灭敌人。针对敌人的“铁破式三层阵地新战法”，我们采用敌进我进的方针，以兰分之一的主力部队配合民兵、游击队坚持腹地斗争，大部分主力部队转出外线摧毁敌交通干线，攻取据点，变被动为主动，配合腹地的反“扫荡”，积极寻机打击敌人，不断取得胜利。
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保存了自己，打击了敌人，面对武器装备远胜于我的敌寇，以不到一比三的牺牲代价，沉重打击了敌人，保卫和发展了根据地。1943年刘少奇同志在向华中局、新四军负责人陈毅、张云逸等同志介绍华北对敌斗争经验的电报中，曾经指出:“敌人较大的‘扫荡’战役，总是分若干路向中心区合击，然后反复‘扫荡’，再向据点撤回。我们应付的办法是:当敌人合击与反复‘扫荡’时，主力应切实避免与敌人作战，不要去企图阻止或打击敌之一路，而应分散向四周边区及敌占区行动，主动地打击敌人空虚的据点及交通，或择地隐蔽，只留小部队在中心区游击周旋;待敌撤退时，主力再转回中心区。”少奇同志在电报中还特别介绍了太岳、冀中等地进行地雷战的经验。电报说:“在反‘扫荡，时，地雷的作用很大，使敌人的行动受很大约束，使许多村庄及窖藏得以保存。太岳区人民还普遍有一种石炮，即在坚硬的石头上打一个洞，装上土硝、信管，放在路旁村边，触动即自行爆炸，如石匠爆取石头者然，可以炸死数人。在冀中曾用地雷包围一些据点，缩小敌占区。......…”
三是开展游击区和敌占区的工作。在反“扫荡”斗争中，从一开始我们就提出了加强敌占区工作的要求。1941年2月，太岳区党委在沁源阎寨村召开地县委书记会议，区党委书记安子文同志主持会议并作报告，我在会上也讲了话。会议研究了1940年冬日军“大扫荡”后，太岳区处于敌进我退严重形势下的对策，决定在游击区建立和发展游击队与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和自卫队，开展武装斗争，坚决打击敌人的“蚕食”、“清剿”和汉奸伪组织，大力开展敌占区工作，巩固根据地。会后，我们特别注意了敌占区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942年5月4日北方局、华北军分会发出《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以后，工作有了更大的发展，根据地退缩的局面完全改观。我们对敌占区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在军事上，采用武装工作队的形式，深入敌占区和交通线，加强“格子网”内的斗争，向敌占区开展游击活动;在政治上，提出革命的两面政策，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联系起来;在经济上，帮助敌占区群众减轻对敌负担，我们的正规军、游击队和武装工作队结合民兵，不断打击敌人的抢粮队，帮助群众抵制“配给制”以及各种勒索。我们还在根据地内部制定各种政策，有效地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例如:1941年4月，安子文同志率太岳区党委巡视团到沁县检查工作，提出以革命的“两面政权”对敌进行合法斗争的策略，很快就全面掌握了接敌区的维持会和部分掌握了敌占区的维持会。然后于5月7日组织300多民兵，配合决死队，分三路向敌占区出击，摧毁了大部分伪组织，活捉死心事敌的维持会长50多人，打开了沁县的局面。
1942年10月，刘少奇同志从华中根据地返回延安，途经太岳地区，听了我和陈赓、安子文同志关于太岳工作的汇报后，对我们的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离开太岳区以后，在11月21日给我们三人的一封信中指出:在敌占区，我们的方针是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联系;反对进行合法斗争是不对的，要用合法的团体即担负公开合法工作的同志—一如革命的伪村长、伪自卫团长、伪新民会长等去进行非法斗争也是不对的;但只进行合法斗争，而不同时分出另一部分革命者去进行非法斗争，也是不对的。当时在敌占区斗争中，如何正确理解使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既相“联系”，又有分工，而不是“混同”在一起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少奇同志的信，正确地阐明了这个间题。在后来的工作中，我们精心地注意到这一点，得益匪浅。1943年1月26日邓小平同志在《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中就这一段的工作指出:“在反对敌人的蚕食斗争，反对敌人的特务政策，在敌占区进行对敌斗争等方面，一九四一年没有多大成绩，一九四二年则各地都有大的进步。我们采取了‘敌进我进’的方针，创立了少数格子网内的隐蔽游击根据地，无论太行、太岳和冀南，在这方面都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
在太岳军民抗击日本侵略军残酷“扫荡”的斗争中还有一件应该提到的事，就是抢救赵城《金藏》。《金藏》是金代(公元1115年至1234年)刻印的一部多达7000余卷的大藏经典，至本世纪国内流传下来的共有5380卷，山西赵城广胜寺内藏有4813卷，通称赵城《金藏》。1942年4月，太岳第二地委、第二军分区和赵城县委、县政府组织地方武装、民兵和干部，在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史健等同志的指挥和广胜寺主持力空法师的配合下，从处于日军据点、碉堡包围中的广胜寺，把所存的几十箱《金藏》全部抢出，使这批国宝没有落入日寇之手。后来《金藏》运到根据地腹地，由三专署秘书刘元璋负责保管。为了保护好几十箱《金藏》，在敌人的频繁“扫荡”中，他时而把《金藏》藏入煤井，时而搬出翻晒，坚持了三年之久，《金藏》保存完整。然而，在交接任务即将最后完成之际，在敌寇的一次进攻中，他不幸牺牲了。北平解放后，《金藏》运到北京，经专家鉴定，认定是海内孤本、稀世之珍。后来北京图书馆用了18年功夫把它裱糊整理了出来。苏联又退回了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沙俄军掠走的20余卷，补充了一部分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