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仲秋，北京的夜风已带微凉。临近凌晨，灯火通明的中南海丰泽园里，毛主席俯身案前，一页页文件被翻阅、批注。屋外守候的值班秘书胡乔木不停踱步，手里攥着陈云刚刚递来的纸条，他迟迟没有鼓起勇气进去禀报。
眼前的这位秘书，1912年生于江苏盐城，二十出头便投身革命，先后辗转北平、上海、杭州，最后在1937年春天抵达延安。四年后，他被毛主席“点将”调至身边。自那以后，他就像影子一样伴随主席左右，操笔撰稿、校对文电、筹划会议，被同僚戏称“乔木在，纸笔也有了脊梁”。
初见那天是1941年2月，杨家岭窑洞里炉火正旺。毛主席放下手中稿纸，抬头对新来的年轻人笑道：“你来得正好，帮我捉捉错。”年仅二十九岁的胡乔木紧张得说不出话，只能硬着头皮接过那叠文稿。一小时后，当他把密密麻麻标满符号的纸张递回去，主席点头道：“行，能用。”短短一句，等于宣告了他正式入“笔阵”。
此后数年，胡乔木的起居几乎与主席同步。他善于从主席的寥寥数语中捕捉要义，再化作言简意赅的社论、电讯、讲话稿。延安防空洞里，他追着煤油灯的亮点写评述；转战陕北时，他骑着一匹脾气不好的老骡子，随队颠簸，不到一炷香便可交稿。有人打趣：“乔木是会走路的铅印机。”
战争结束，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9月的西柏坡，胡乔木被任命为新华社总编辑兼新闻总署署长。消息传来，不少老同事摇头感慨：昨日还在窑洞里写“军政时评”的年轻人，一跃成了新中国的“总笔杆子”。可胡乔木自己却常说，手中这支笔，始终是为主席的思考服务，“字字句句都要对得起人民”。
巨大的工作量很快压得他夜不能寐。1950年初，毛主席在莫斯科谈判，艾奇逊在华府抛出“苏联染指满洲”的谣言。毛主席布电北京：“用乔木名义驳斥。”电令一到，胡乔木关起门，两支蘸水笔轮番上阵，《驳斥艾奇逊的无耻造谣》连夜杀青。文章揭露美方“贼喊捉贼”，次日新华社外电发出，各国舆论为之一震。
到了1958年，举国上下掀起“大干快上”的热潮。8月，北戴河会议定下“钢铁产量当年翻一番”，1070万吨的数字写进决议。会场鼓掌雷动，只有长期主持经济工作的陈云提出担忧：四个月新增六七百万吨，难度太大。他轻声对胡乔木说：“公报别写死数字，可商量一下。”
胡乔木听了直冒汗。那份公报已让主席审定，所有版本都付印在即。要不要去说？他心里天人交战。最终，他选择沉默：文件不动，数字照旧。会后没几天，一张张炼钢土高炉的照片开始占据各地报纸头版，“大干快上”口号传遍祖国大地。
时间来到1959年4月，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议程间隙，陈云向毛主席再次提出降低指标的意见。主席沉吟片刻，点头认可。接着他顺口说起：“我半年前就跟乔木通了气，没想到公报还是写了数字。”胡乔木被叫进来，只听主席严厉发问：“副主席的话，你怎么不告诉我？你不过是个秘书！”
会议室气氛霎时凝固。胡乔木猛地站直，额头渗汗，嘴唇哆嗦了几下，愧疚难言。他的本意是顾全大局，不愿在最后时刻再让文稿生变，哪知却触碰了秘书工作的大忌——不得漠视上级间的沟通。一次失误，换来最严厉的当面批评。
这句重话日后被胡乔木反复咀嚼。他告诉身边友人：“秘书的第一职责，是准确上传下达，不是自作聪明地替领导过滤信息。”自责加上多年劳顿，他的神经衰弱愈发严重。1961年夏，医生建议静养，他只得写信给主席请假调养。
毛主席很快批复，笔迹潦草却意切：“随气候转移，多读闲书，暂不理政务。”由此，胡乔木告别了日夜相随的秘书岗位。江南、云贵、庐山、庐山脚下的东林寺，都留下了他拄杖静思的身影。有人说，那几年他“人随书走”，见庙入庙，见湖泛舟，总把日记写得洋洋洒洒。
1964年10月，北京传来两则重磅消息：赫鲁晓夫下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胡乔木激动得彻夜难眠，挥笔写下十三首古体词，寄往杭州的刘庄。毛主席在西子湖畔细读后，只改零星字句，然后批示刊发。这份久违的“红色批红”似春风拂面，让远离主政核心的老秘书心头一热，他又追加三首，一并刊于《人民日报》。
外界常疑惑：受此严厉斥责的胡乔木，是否因此对主席心生芥蒂？多年后，他在一次内部座谈里提到往事，坦言：“那声责备，如同暮鼓晨钟。我若再犹豫，耽误的可就是一国大计。”语气平静，却看得出仍怀敬畏。
1976年以后，胡乔木重回中央工作。改革伊始，邓小平请他执笔起草历史决议，老友再聚，依然文思如泉。有人感叹：“乔木挟三十年稿事，笔下自成大江大河。”可他却时常摸着镜框后的白发说：“秘书也有老的时候。”
回到1959年的那个批评现场，透过简短的一句话，可以窥见毛主席对秘书工作的极高要求：在上传下达的链条上决不能出现迟疑，更不能因为个人顾虑阻断信息流。这既是对胡乔木的警示，也是对所有工作人员的警钟。
从延安窑洞到北京中南海，十八年风雨同舟，信任与苛刻并存。胡乔木误了一次，却明白了什么叫“责难即厚爱”。此后他再操旧业，字斟句酌之间，多了层自省，也多了份深思熟虑的担当。
1992年9月28日，胡乔木在北京病逝，终年八十一岁。消息传出，人们想起那支“中央第一支笔”写下的千言万语，也想起1959年那句重如山的提醒。秘书二字，从此在历史档案里有了更峻峭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