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北伐战事告捷，南京政府虽在名义上坐拥中央之位，实则权威荡然无存。彼时我国局势，与昔日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并无二致。若勉强寻得一丝变化，那便是在中原大战之后，各路军事势力经历了一次重新洗牌。蒋介石为稳固自身地位与权威，收编各路军阀，运用官职、财富等手段，然而，即便蒋介石最终逃离大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亦未曾停歇。
01
有名无实的“统一”
1928年6月4日，奉系军阀领袖张作霖所乘专列不幸遭日本关东军爆炸，张作霖身受重伤，终因伤势过重，未能救治，不幸离世。东北地区的统治者张学良于1928年12月29日向全国发出通电，正式宣布自即日起开始遵从国民政府的领导，并更迭了旗帜（具体而言，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更换为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此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易帜”。
东北易帜，青天白日旗遍及全国，但众人心中都清楚，这所谓的统一，不过是虚有其表，实无实质。
在北伐战争的晚期，参战各路军力被整合为四个集团军。战争胜利之后，唯有由蒋介石统率的第一个集团军，其指挥权由国民政府直接控制。而雄踞中原的冯玉祥所率第二集团军，镇守华北的阎锡山所部第三集团军，以及执掌两广的李宗仁指挥的第四集团军，再加上驻守关外的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均形成了各自的独立体系。
在各自主导的疆域内，他们牢牢掌控着军事、政治，乃至外交的决策权。尽管他们频繁宣称对中央的遵从，然而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中央政府的权威却如虚设，军政命令亦形同虚设。他们赖以依凭的，无疑是手中掌握的武器力量。
南京国民政府的实际统治区域仅限于长江中下游的数省之地，虽名为中央政府，实则与地方行政机构无异。然而，这样一个无法掌控全国局势的中央政府，却需肩负起中央政府的重任；这样一个无法从全国其他区域获取财政支持的中央政府，却不得不承担巨额外债的负担。不难想象，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有多么尖锐。
蒋介石在北伐战役中积累了丰厚的政治资本，表面上看似声势浩大，实则他在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内的地位并未稳固。
02
中原战背后金钱权力交易
1925年11月23日，于北京西山碧云寺，部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以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擅自召集了一场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与会者，均为国民党政治界人士，他们因此被视作国民党内一个独立的政治派别，即“西山会议派”。
历来自诩为孙中山继承人的汪精卫，以及众多被誉为“西山会议派”的国民党资深元老，对蒋介石独自掌握军政大权深感忧虑，因此不断对其进行牵制。在这种背景下，通过政治途径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变得极为渺茫。在蒋介石的政治智慧几乎耗尽之际，他不得不拿起武器。唯一的区别在于，蒋介石以中央为后盾，以统一的名义挥舞着刀剑。
在当日的中国，局势与以往军阀割据的格局如出一辙。经过一场腥风血雨的战争，根本问题仍旧悬而未决。若勉强寻得一丝变化，那便是各军事力量的重新排列组合。1928年年底至1929年春季，南京召开的军队编遣会议，因裁减兵力的数额分歧过大，最终无果而终。蒋介石与各军事集团，尤其是冯玉祥集团的矛盾逐渐公开化，各方纷纷备战，剑拔弩张。其他军事集团自然不愿背负反对中央政府的恶名，于是纷纷举起“反蒋”的大旗。
1930年3月14日，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共57位将领联合发出通电，强烈呼吁蒋介石辞职。翌日，通电中提议由阎锡山担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与李宗仁则被推举为副总司令，旨在武力推翻蒋介石的统治。
4月5日，蒋介石发布讨伐叛逆的命令，随之，中原地区爆发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战争。双方均试图拉拢远在关外的张学良，授予他海陆空军副总司令的职务，意图以此笼络这位对战争胜负至关重要的东北少帅。然而，张学良却保持沉默，静观事态的发展。
起初，联军一路凯歌，特别是冯玉祥所率领的西北军，勇猛善战，战果颇丰。然而，尽管联军并非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各部之间却各自为政，难以协同作战，后勤补给亦显不足。到了8月份，战局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9月18日，张学良敏锐地捕捉到了风向，随即通电支持蒋介石，随之，11万东北雄师浩浩荡荡地开赴关内。11月4日，在全线溃败的情况下，阎锡山与冯玉祥相继通电宣布辞职退隐。
在张学良即将入关之际，蒋介石不仅承诺以一千万元大洋为酬，更是在阎锡山与冯玉祥失势之后，承诺将华北及青岛一地交由张氏管辖。因此，张学良不仅顺利接管了黄河以北的辽阔疆域，而且还被委以重任，负责对阎锡山与冯玉祥的军队进行改编。
东北少帅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得以坐享其成。冯玉祥可谓是此战的重大败者。战后，阎锡山与李宗仁均成功保住了各自的军队和势力范围，唯有冯玉祥，不仅失去了所有疆土，更是将苦心经营二十余载的西北军一分为二。
03
胡萝卜与棒子，策略运用。
蒋介石信心满满，于当年10月10日发布致全国同胞的声明，其中不乏自豪之情地宣称：“在这场战役中，叛逆之军汇聚了全国各派反动势力的精华，却终究未能逃脱覆灭的命运。因此，战事结束后，绝不会再有军阀敢于破坏国家的统一，背叛我党我国。”
然而，现今被称作“反动派”和“军阀”的人物，在往昔却是蒋介石派系的忠实同仁，其中有些人甚至曾结为金兰之交，互拜为兄弟。战争初期，蒋介石的亲信们忧虑地表示，今天消灭这个敌人，明天又得对付那个对手，使得每个人都感到自身难保。如此恶性循环，将来如何妥善处理这些问题呢？
蒋怒容满面，却自若地说：“只要世人贪恋权势与财富，我自有手段应对。我能以帮会中的磕头换谱之计与人结盟，能在兄弟反目时毫不犹豫地拔枪相向，更能在血雨腥风后，凭借显赫官位与丰厚待遇平息事端。在这胡萝卜与大棒的权衡之间，我纵横捭阖，其巧夺天工，堪称妙绝！”
在这场战役中，“成果”丰硕，不容小觑：就个人而言，蒋介石在党国中确立了崇高的威望；在军事领域，昔日劲敌冯玉祥势力消散，阎锡山、李宗仁俯首臣服，东北的张学良亦得以妥善安抚；在经济领域，国民政府废除了“厘金”、取消了“关余”，并开始实行关税自主（注：“关余”指的是每年所收关税中，先交付给列强作为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赔款，剩余部分方返还给中国政府）；在外交层面，中央政府自此成为对外交往的唯一合法代表。
然而，由此引发的负面后果亦不容忽视：参战各方总计投入兵力超过一百五十万，伤亡人数亦超过三十万；民间财富消耗殆尽，百姓的疾苦难以言表；拥兵自重的现象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各军事集团不过是换了一副新面孔，重新排列组合；政治问题亦未因拿起武器而轻易得到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