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谷正文回忆录》《白色恐怖秘密档案》《传记文学》杂志相关档案、台湾《中央日报》、中华英烈褒扬事业促进会官网、百度百科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50年初春的台北，淡水河畔依旧寒风凛冽。

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不到半年，整座城市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中。

保密局在各个街区布下密探，任何可疑的举动都可能招来灭顶之灾。

就在这座风声鹤唳的城市里，一场震惊两岸的大案正在酝酿。

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这位戴着金丝眼镜的儒雅中将，每天按时上下班，处理各种军务文件。

谁也想不到，这个位高权重的将军，正在做着一件足以改变历史的事情。

台湾的防务部署图、兵力配置表、美军顾问团的情况报告，这些绝密文件正通过特殊渠道，一份份送往大陆。

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这个被台湾人称为"活阎王"的特务头子，此时正盯着案头的一本笔记本。

那是从刚抓获的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身上搜出来的，里面有一个简单的记录——"吴次长"。

就是这三个字，让谷正文嗅到了不寻常的气息。

他开始部署一张巨大的情报网，准备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追捕行动...

【一】职位最高的隐蔽战士

吴石，1894年生于福建闽侯。

这个从小就展现出军事天赋的少年，1911年参加了福建北伐学生军，投身革命洪流。

1916年，22岁的吴石进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炮兵科学习。

在这所培养了白崇禧、张治中等一大批将领的军校里，吴石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全校第一，被人称为"吴状元"。

毕业后，吴石远赴日本深造。

他先在东京炮兵专科学校学习，随后考入日本陆军大学。

这段留学经历让他掌握了先进的军事理论和战术思想，回国后迅速在国民党军队中崭露头角。

从基层军官到参谋本部要职，吴石凭借扎实的专业素养和出色的工作能力，一步步走上了高级将领的位置。

抗日战争期间，吴石在参谋本部第二厅工作,负责情报研究和战略分析。

他编写的多份军事研究报告，对抗战时期的战略决策起到了重要参考作用。

到1949年，吴石已经是国防部参谋次长，手握中将军衔，掌管着大量军事机密。

按照常理，这样一位位高权重的将领，应该是国民党政权最倚重的人才。

可是在1947年，吴石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人生轨迹的决定。

抗战胜利后，目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内战给百姓带来的苦难，吴石开始思考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经过慎重考虑，他在1947年与中共华东局建立了联系，开始秘密传递军事情报。

从那时起，吴石过上了双重身份的生活。

白天，他是国防部的高级将领，参与各种军事会议，接触核心机密。

夜晚，他则将这些情报整理成文件，通过秘密渠道传递出去。

这些情报包括国民党军队的部署、作战计划、兵力调动等关键信息，对解放战争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1949年8月，大陆战局已定，国民党政权开始全面溃败。

吴石随国民党机关撤退到台湾，继续担任国防部参谋次长。

此时的台湾，对于国民党来说是最后的据点，防务部署极为严密。

吴石到达台湾后，依然保持着情报传递工作。

他亲手绘制的《台湾兵要地志》，详细标注了台湾各地的地形、港口、防御工事等军事信息，这份资料后来对解放军的战略部署起到了重要作用。

吴石在台湾的联络人是朱枫。

朱枫是华东局派遣到台湾的交通员，负责和吴石单线联系。

1949年底到1950年初，朱枫多次和吴石秘密会面，传递情报。

她每次来台北，都会以探亲访友的名义掩护身份。

吴石则利用自己在国防部的职务便利，不断搜集最新的军事情报交给朱枫。

除了朱枫，吴石还发展了其他协助人员。

聂曦是吴石的副官，担任上校，负责一部分联络工作。

陈宝仓是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也是中将军衔，他向吴石提供了台湾南北防区的部队番号和兵力部署情况。

这三个人构成了一个精密的情报网络，在台湾这个戒备森严的地方，悄无声息地开展着情报工作。

根据后来公开的档案显示，吴石传递的情报包括《国防部三十九年度施政纲领》《国防部调整原则》《修正编制之原则着眼》《福州绥靖公署指挥系统表》等数十份重要文件。

这些资料涉及台湾防务的方方面面，价值极高。

1949年10月6日，农历中秋节，吴石和夫人王碧奎及小儿子在台北合影留念。

照片上的吴石面容平静，看不出内心的波澜。

这张照片成了他在台湾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影像资料之一。

此时的吴石，已经预感到危险正在逼近，但他没有选择停止工作，而是更加谨慎地继续着情报传递工作。

【二】"活阎王"谷正文的特务生涯

谷正文，原名郭同震，1910年6月6日出生于山西汾阳一个地主家庭。

按照百度百科的记载，1931年他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华北局势动荡，北平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和千万爱国青年一样，谷正文投身学生运动，成为北平学运的积极分子，曾担任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

1937年抗战爆发后，谷正文参加了北平学生移动剧团。

这个剧团到河北、山东等地演出，宣传抗日救亡。

1939年4月，山东省教育厅战地移动剧团编入八路军115师战士剧社，谷正文担任队长。

1940年7月，战士剧社在山东平邑县进行整编，谷正文任整编后政治大队大队长。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1940年。

根据多方资料记载，谷正文在执行任务时被捕。

从这之后，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他投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军统。

因为对华北情况的熟悉和过人的能力，谷正文受到军统局长戴笠的赏识。

1946年，戴笠任命他为北平特别勤务组组长。

从抗战到大陆解放，谷正文在这个位置上待了十几年，成为军统华北地区的重要负责人。

1946年3月17日，戴笠在南京飞往上海途中因飞机失事身亡。

毛人凤接任军统局长（后改组为保密局）。

在整理戴笠遗物时，毛人凤在日记中看到一句话：

"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这让毛人凤对谷正文刮目相看，继续委以重任。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全面崩溃。

谷正文随保密局机关撤退到台湾，担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

在台湾，谷正文的主要职责是破获地下组织，抓捕所谓的"匪谍"。

他的工作方式以手段狠辣著称，在台湾被称为"活阎王"。

据统计，在他主持下，保密局破获的案件涉及2000多人。

谷正文在台湾的特务生涯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初到台湾时，他主要负责肃清岛内的地下组织。

1950年代初期，他参与破获了一系列重大案件。

中期则转向对大陆的渗透和颠覆工作，训练特工人员潜入大陆执行任务。

后期担任马祖岛"反共救国军"副司令，总司令职位虚设，实际由蒋介石本人担任。

在保密局内部，谷正文以"能干"著称。

他的工作方式是建立庞大的情报网络，在目标人物周围安插眼线，通过多方监视搜集情报。

他还善于利用人性弱点，通过威逼利诱等手段让被捕人员开口。

毛人凤曾评价他"比我还狠"，这句话在保密局内部流传甚广。

谷正文的办公室设在台北近郊的青山绿野深处，名为"求实斋"。

这里是他进行各种秘密活动的总部。

他不采用保密局常规的训练方式，而是从大陆流落到台湾的单身流民中挑选人员，送到秘密基地接受短期培训，然后派往大陆执行任务。

这些任务包括爆破、暗杀、搜集情报等。

除了在台湾的工作，谷正文还参与策划了一些针对大陆的行动。

1955年，为了暗杀周恩来，他参与策划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案。

这架原定搭载周恩来前往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会议的包机，在香港起飞后不久发生爆炸，造成机上11人遇难，包括新华社对外新闻部主任沈建图、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等人。

周恩来因临时改变行程未登机，幸免于难。

在台湾特务系统中，谷正文属于实干型人物。

他不像有些特务那样张扬，而是低调做事，但手段狠辣。

他曾自述工作经验说："真正有效的跟踪调查，必须暴露自己，也就是所谓的渗透，和跟踪的对象做朋友。"

这种工作方式在破获多起案件中发挥了作用。

到了1950年初，谷正文即将面对他特务生涯中最大的一个案子——吴石案。

这个案子的破获让他在保密局内部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但多年后，他却对此案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三】风暴来临：从蔡孝乾到吴石

1950年1月29日晚，台北一处住所突然被保密局人员包围。

负责行动的正是谷正文。他们抓获的人叫蔡孝乾，化名"老郑"。

起初，谷正文并不知道抓到的是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台湾地下党的最高负责人。

蔡孝乾，1904年生于台湾彰化，是台湾本地人。

他早年参加革命，1928年加入红军，参加过长征。

抗战胜利后返回台湾，负责组建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

到1949年底,台湾省工委已经发展了数百名党员，在各地建立了组织。

蔡孝乾被捕后，保密局开始了连续多日的审讯。

根据谷正文的口述历史记载，他们对蔡孝乾使用了严刑，拔除指甲等手段。

但谷正文观察发现蔡孝乾重视享乐，于是改变策略，给予较优待的对待。

这种软硬兼施的手段最终起了作用。

蔡孝乾在审讯过程中出现了动摇。

据档案记载，他在1月29日被捕后曾逃脱，但在4月27日再次被抓获。

第二次被捕后不到一周时间，蔡孝乾就供出了400多个名单，整个台湾地下党组织网络遭到毁灭性打击。

就是在蔡孝乾的供词和笔记本中，保密局发现了"吴次长"的记录。

这成了致命的线索。

当时台湾有多个部门有次长职位，但结合其他情报分析，谷正文锁定了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

谷正文随即展开了周密的布控。

他派余骁男盯梢吴石的女儿吴学成，收买了吴家的司机小钱，派女大学生黎晴接近吴石的副官聂曦，还安排翁连旺渗透三荣行交通站，派段退之监视吴石的妻子王碧奎。

整个监视网络覆盖了吴石及其家人的日常活动。

在监视过程中，谷正文采用了一个关键策略。

他假扮成吴石当年在国防部史政局任职时的旧部下，带着妻子登门拜访王碧奎。

在客厅里，谷正文的妻子陪着王碧奎聊家常，谷正文则声称当年受过吴石提拔，现在吴石出事想尽力帮忙。

王碧奎是个本分的家庭妇女，没有太多警惕心。

在谈话中，她提到吴石曾多次和一位姓朱的女士见面。

这个细节被谷正文记录下来，成了重要突破口。

顺着这条线索，保密局将目标锁定在朱枫身上。

朱枫，1905年生，浙江镇海人，是华东局派往台湾的交通员。

她多次和吴石会面，负责传递情报。

按照原定计划，朱枫完成任务后应该尽快撤离台湾，但由于基隆港停航，她无法按原路返回。

吴石为了帮助朱枫撤离，冒险为她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安排副官聂曦护送她乘军用飞机前往当时还在国民党控制下的浙江舟山，计划从那里转道回大陆。

1950年2月4日，朱枫凭借这张通行证登上军用飞机，飞往舟山定海。

但此时台湾当局已经封锁了所有出岛的航线和空路。

朱枫抵达舟山后，立即被国民党军队盯上。

她躲进定海的一家医院，但舟山当地已经展开全面搜捕。

2月18日，躲藏了两个星期的朱枫在舟山被捕。

朱枫被捕时，知道自己掌握的情报太多，如果落入敌手后果不堪设想。

她趁狱卒不注意，把藏在大衣肩衬里的金镯折成几段，混着金锁片吞下去，企图自杀。

但被发现后及时抢救，没有成功。随后她被押解回台湾受审。

朱枫的被捕，让保密局确认了对吴石的怀疑。

那张特别通行证是吴石签发的，这成了直接证据。

1950年3月1日晚，正是蒋介石宣布复职的当天，保密局的特务包围了吴石在台北的住所。

吴石被捕时，特务们对他的家进行了彻底搜查。

他们搜出了电台、译码纸和给朱枫的特别通行证副本等证物。

但让特务们意外的是，这位堂堂的国防部参谋次长，家中的财产只有一根金条，大约四两重。

连参与搜查的特务都感到震惊，有人感叹说："这么大的官，家里怎么这么清贫。"

与吴石同时被捕的，还有陈宝仓和聂曦。

陈宝仓是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中将军衔，他向吴石提供了大量台湾军事部署的情报。

聂曦是吴石的副官，上校军衔，负责部分联络工作。

三人被分别关押在保密局的看守所。

蔡孝乾的叛变，导致整个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受灭顶之灾。

除了台湾省工委的领导成员陈泽民、洪幼樵、张志忠等人被捕，还有大批基层党员暴露。

据不完全统计，因此案受牵连被捕的人员超过400人，其中大部分被处决。

162个地下组织被破坏，辛苦建立起来的情报网络几乎全军覆没。

1950年5月14日，台湾《中央日报》刊出了蔡孝乾、陈泽明、洪幼樵、张志忠四人的《联名告全省中共党员书》，这份声明让很多地下党员感到震惊和迷茫，分不清真假。

实际上，除了张志忠坚决不认罪，其他三人都已投降...

审讯工作从3月初开始，一直持续到6月。

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负责主审，谷正文也参与了审讯过程。

四个人被分别关押在保密局看守所的不同牢房，彼此隔离，无法联系。

根据保密局后来的档案记载，吴石从3月5日到4月7日遭到频繁提审。

他在狱中写下的笔记显示，那段时间处于极度紧张和痛苦之中。

审讯持续了将近百天，但四个人始终守口如瓶，拒不供出其他联络人员和情报细节。

保密局在后来的总结中写道："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

审讯人员使用了各种手段，包括刑讯逼供，但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人没有一个人松口。

这让保密局的审讯人员感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也让参与此案的谷正文第一次遇到了如此"硬"的对手......

【四】审讯室里的坚守

保密局看守所位于台北，是一处戒备森严的地方。

吴石被关押在一间狭小的牢房里，光线昏暗，空气潮湿。

根据曾与吴石关在同一牢房的狱友刘建修后来的口述回忆，吴石身材不高,略微发胖，脸型圆润，头发很短。

每天只有两顿饭，但吴石会被单独送来一个小盆子，里面有肉有鱼，伙食比一般犯人好一些。

这是因为保密局知道他的身份特殊，想通过优待来软化他的态度。

叶翔之负责主审吴石案。

这位后来升任台湾情报局局长的特务，在审讯中使用了各种手段。

根据吴石的狱中手记记载，他几乎每天都要被提审，有时一天要审讯多次。

提审时间不固定，有时深夜，有时凌晨，目的是打乱他的生物钟，让他处于精神极度紧张的状态。

审讯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

要求吴石供出所有联络人员的姓名和联络方式；

要求他交代传递过哪些情报，具体内容是什么；

要求他说出还有哪些国民党高级将领从事类似工作。

保密局希望通过吴石的供词，挖出更多的地下人员，彻底摧毁在台湾的情报网络。

吴石对这些问题始终保持沉默。

他只承认自己传递过情报，但拒绝供出任何涉及他人的信息。

审讯人员威胁、利诱，甚至使用刑具，但都无法让他开口。

根据参与审理此案的李资生后来撰写的《台湾大间谍案破获始末》记载：

"吴石初来的时候，他一度想用参谋次长的威严来吓他们。

除非把一切证据都提出来，他很难承认，尤其牵涉到第三者的时候，他总是带着好心来替别人洗刷。"

刑讯对吴石的身体造成了严重伤害。

根据他的狱中笔记，被捕第十天时，他的一只眼睛失明了。

字迹开始变得潦草，说明写字变得困难。

第三十天时，他的双腿严重肿胀，已经无法站立行走。

第五十天时，皮肤多处出现红紫色斑块和溃烂。

审讯人员担心他死在牢中，不得不稍微缓和了刑讯的力度。

朱枫的表现更加坚决。

这位55岁的女性，面对审讯始终一言不发。

保密局派了多批人来游说她，甚至把她的女儿和女婿找来劝说，希望她能配合，以换取从轻处理。

但朱枫不为所动，任凭如何折磨都不吐露半个字。

保密局后来在总结报告中对朱枫做了评价：

"党性坚强，学能优良。"被捕时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她早就有应付突发事件的心理准备。

报告还指出，朱枫之所以被捕，是因为她与蔡孝乾等人有横向联系，这违反了地下工作单线联系的纪律，导致暴露身份。

如果不是这个失误，很难抓住她。

陈宝仓的遭遇更为特殊。根据谷正文后来的说法，陈宝仓是"屈打成招"。

他本人并非主动从事情报工作，而是应吴石的要求提供了一些军事资料。

在审讯中，保密局对他使用了严刑，逼迫他承认罪行。

谷正文在晚年写的《关于吴石案的一些补充》中提到，陈宝仓的案情存在被夸大的情况。

聂曦是四人中年纪最轻的，当时只有30多岁。

他是吴石的副官，负责一部分联络工作。

聂曦的生平资料极少，连准确的出生年月、家庭背景都不清楚。

在审讯中，他同样拒不配合，没有供出任何情报。

他临刑前留下的一张照片在当时的媒体公布后，因为神情自若而引起轰动。

整个审讯过程持续了将近三个月。

保密局使用了几乎所有能用的手段，但四个人没有一个松口。

这种情况在保密局的历史上极为罕见。

以往破获的案件中，被捕人员在严刑逼供下大多会供出一些信息，但吴石等人却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意志力。

保密局内部对此案高度重视。毛人凤多次过问审讯进展，要求务必查清全部情况。

但审讯人员反馈的信息让他失望——无法获得更多有价值的口供。

吴石等人的沉默,意味着保密局无法通过他们挖出更多的地下人员。

案卷整理完毕后，呈报给蒋介石审阅。蒋介石对此案极为震怒。

一个国防部参谋次长竟然长期为对方提供情报，这对国民党政权来说是巨大的安全漏洞。

他在案卷上批示"从严处理"，明确指示必须判处死刑，不得从轻。

1950年5月30日，蒋介石指派蒋鼎文、韩德勤、刘咏尧三人组成军事法庭，负责审理此案。

这三位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由他们来审理，显示了此案的重要性。

军事法庭成立后，对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人进行了最后的庭审。

在军事法庭上，四人被要求再次陈述案情。

但他们依然保持着之前的态度，只承认基本事实，拒绝涉及他人的供述。

蒋鼎文、韩德勤、刘咏尧三人在审理过程中，对四人的表现有所触动。

审理结束后，他们联名写了一份陈情书，向蒋介石转报四人在法庭上的陈述，字里行间透露出为四人求情的意思。

这份陈情书让蒋介石大为震怒。

他认为三位法官为犯人说情是"不法之至"，应该将他们革除原职。

后来经过其他人劝说，才改为记过处分。

这个插曲说明，即使是审判四人的法官，也被他们的表现所触动，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敬意。

【五】马场町的最后时刻

1950年6月10日，台北的天气阴沉。

这一天，将成为一个永远被铭记的日子。

下午4点，台北"国防部军法局"的"军事特别法庭"正式开庭。

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人被押解到法庭。

他们被戴着手铐，但神情平静。法庭内气氛凝重，荷枪实弹的宪兵站在四周。

审判长蒋鼎文宣布开庭后，依次询问四人的姓名、年龄、籍贯等基本信息。

四人一一作答，声音平稳。

整个庭审过程非常简短，没有冗长的辩论和陈述，只是走完最后的法律程序。

蒋鼎文宣读判决书：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人犯有为对方从事间谍活动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从开庭到宣判，整个过程只用了10分钟。

这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审判,而是一个早已注定的结果。

四人听到判决后，没有表现出惊慌或恐惧。

他们被允许写下遗书。吴石用毛笔在宣纸上写下了一首绝命诗：

"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

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

这首诗展现了吴石此时的心境。

"天意茫茫""悠悠世事"表达了对命运的感慨。

"平生殚力唯忠善"说明他认为自己一生所为都是出于忠诚和良善之心。

"如此收场亦太悲"是对结局的慨叹，但并非后悔。

最后两句"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更是直抒胸臆——一生的功名事业都成空，但他有一颗赤诚之心，到了地下也能问心无愧。

朱枫也写下了遗书。

她在遗书中交代了对家人的嘱托，字迹工整，内容平静。

陈宝仓和聂曦也分别留下了最后的文字。

这些遗书后来被保密局存档，成为历史的见证。

下午4点30分，四人被押上囚车。囚车驶向台北市万华区的马场町刑场。

这里原本是一片空地，被临时征用作为刑场。

一路上，四人保持着平静。

车辆经过台北街道，市民们投来好奇的目光，但不知道车上坐着的是什么人。

马场町刑场到了。

这是一片荒凉的河滩地，淡水河从旁边流过。

刑场已经准备就绪，执行人员、宪兵、见证人员各就各位。

四人被押下车，在指定位置站好。

根据当时现场人员后来的描述，四人直到最后一刻都没有表现出惧怕。

吴石戴着眼镜，神情平静。

朱枫虽然是女性，但同样镇定。

陈宝仓和聂曦站得笔直，像军人一样保持着尊严。

下午4点30分，执行命令下达。枪声响起，四人应声倒下。

吴石时年56岁，朱枫55岁，陈宝仓50岁,聂曦30多岁。

他们的生命在这一刻终结，但他们用生命守护的秘密，却永远地留了下来。

执行完毕后，四人的遗体被就地掩埋。

吴石的骨灰后来被安放在台北郊外的一座寺庙中。

朱枫、陈宝仓、聂曦的遗骸则一直埋在马场町。

2000年，台北市政府在这里竖立了纪念碑，将刑场土丘保留下来，开辟为"马场町纪念公园"，纪念在特殊历史时期牺牲的人们。

吴石案并未就此结束。

1950年8月10日，因此案受牵连的吴石副官王正均、作战参谋林志森也被处决。

加上此前的四人,因吴石案直接遇害的达到6人。

受牵连被捕的人员超过200人，其中大部分被判刑或处决。

此案对台湾地下组织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吴石传递的情报中断，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失去了重要的情报支持。

加上1949年10月金门战役的失利，以及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解放台湾的计划被迫推迟。这一推迟，就是七十多年。

吴石的家人也受到牵连。

他的妻子王碧奎因被认为知情不报，也被关押了一段时间。

1950年秋天才被释放。她后来前往美国，1993年在美国去世。

吴石的长子吴韶成一直留在大陆，从南京大学毕业后，在河南省工作，2015年8月去世，享年88岁。

对于国民党方面来说，破获吴石案被认为是一次重大胜利。

保密局因此获得了嘉奖，参与办案的人员都得到了晋升。

谷正文作为主要参与者之一，在保密局内部的地位进一步提升。

蒋介石对此案高度重视，认为及时破获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但对于另一方来说，吴石等人的牺牲是巨大的损失。

他们传递的情报价值极高，对战略决策有重要参考作用。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坚守信念，用生命诠释了忠诚。

在马场町刑场，吴石等人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人生的最后篇章。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慷慨陈词，只是平静地走向生命的终点。

这种平静，比任何激昂的言辞都更有力量。

【六】晚年的忏悔与反思

时光流转，转眼就是四十多年。

曾经意气风发的特务头子谷正文，已经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吴石案让谷正文在保密局内部声名鹊起。

他因此获得晋升，后来担任过多个重要职务，包括马祖岛"反共救国军"副司令、军事情报局特勤处主任等。

退休后仍担任军事情报局顾问。

按理说，这应该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案子。

可是从1950年代开始，谷正文就开始做噩梦。

他经常在半夜惊醒，家人听到他在睡梦中喊着"吴石来了"。

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十年，直到他去世。

养女谷美幸后来回忆说,晚年的谷正文性格暴躁,疑神疑鬼,九个亲生子女都无法忍受和他共同居住,最后都去了美国。

谷正文养成了一些奇怪的习惯。

他从不喝别人递的水，不吃别人给的食物，也不接收任何包裹，即使是家人送的也要仔细检查。

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第三任妻子曾在他的茶水中下毒,他看到水面上漂浮着白色粉末，从此更加警惕。

他在家里到处设置机关，甚至让佣人先试毒才敢吃东西。

这种高度戒备的生活方式,让谷正文的晚年过得并不安宁。

他怀疑一切,包括自己的家人。

子女们受不了这种气氛,一个个离开台湾。

到了晚年,只有养女谷美幸偶尔来看他,但她也说很难忍受他的脾气。

1991年初春,81岁的谷正文接受了日本NHK电视台的采访。

这是一次罕见的深度访谈,谈到了他一生中经办的许多案件。

当记者问到吴石案时,谷正文的表情发生了变化。

他沉默了很久,眼神飘向远方,似乎陷入了回忆。

最后,谷正文缓缓开口说:"吴石案,是我一辈子最重的包袱。"

这句话让在场的人都感到意外。记者追问为什么,谷正文说:"我低估了他的意志力。"

这是谷正文第一次公开表达对吴石案的复杂感受。

在此之前,他在各种场合都把这个案子作为自己的功绩来宣扬。

但在这次采访中,他罕见地表露出了内心深处的另一种情绪。

记者问他是否后悔,谷正文沉默良久后说:

"干这一行就是押大小,输家没资格抱怨。"这个回答有些避重就轻,但从他的神情可以看出,内心并不平静。

采访结束后,谷正文回到家中,拿出一本稿纸。

他准备写一本《吴石案补遗》,把当年的一些细节记录下来。

稿纸铺好,墨水准备充足,但他坐在书桌前,拿起笔却迟迟下不了手。

最后,谷正文只在稿纸的第一页写下了一行字:

"我输了,输在太相信自己的眼睛。"写完这句话,他把笔一扔,再也没有动过这本稿子。

这本只有一行字的手稿,后来被发现时,让人们看到了谷正文内心深处的挣扎。

这句话包含着深刻的含义。

谷正文用"眼睛"能看到的,是吴石家里只有一根金条的清贫,是审讯室里血肉模糊的身体,是供词和证据。

但他用"眼睛"看不到的,是吴石等人内心坚定的信念,是超越生死的精神力量,是比任何物质利益都更重要的价值追求。

谷正文晚年多次提到吴石案。

1994年,台湾《传记文学》杂志重新刊登了关于此案的文章,引发讨论。

谷正文写了一篇《关于吴石案的一些补充》,对一些细节进行了澄清。

在这篇文章中,他承认当年在审讯陈宝仓时使用了过度的刑讯,陈宝仓实际上是"屈打成招"。

他还提到,案件中有些人并不知情,却受到了牵连。

这些晚年的补充说明,让人们看到了谷正文内心的变化。

他开始反思自己当年的做法,开始质疑那些曾经深信不疑的判断。

这种反思,在一个特务的晚年是极为罕见的。

1995年,谷正文出版了《白色恐怖秘密档案》。

在这本口述历史中,他详细回顾了自己的特务生涯,包括吴石案的许多细节。

书中多次提到,吴石等人的表现让他感到震撼。

他说,在那么多案件中,从没遇到过这样坚定的人。

谷正文还在书中写道:"搜查吴石家时,只找到一根金条,大约四两重。

一个中将参谋次长,家里竟然这么清贫。

当时在场的人都很震惊。"这个细节他反复提及,显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个掌握着巨大权力、接触大量机密的高级将领,本可以利用职务之便获得巨大利益,却选择了清贫的生活,这种反差让谷正文无法理解。

晚年的谷正文还透露了一些当年的内幕。

他说,吴石被捕后,他曾以旧部下的身份去套王碧奎的话,这是整个案件的关键突破口。

这个细节说明,谷正文在办案中确实使用了很多手段,包括欺骗和诱骗。

但在晚年回忆时,他似乎对这种手段产生了某种愧疚。

2000年前后,90岁的谷正文身体每况愈下。

他依然住在台北的老公寓里,身边只有养女照顾。

子女们偶尔从美国回来看望,但都待不了多久就离开。

谷正文的晚年生活孤独而凄凉,和当年叱咤风云的特务头子形象形成了巨大反差。

据谷美幸回忆,谷正文晚年经常发脾气摔东西,自己也难以忍受。

他有时会突然陷入沉默,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发呆。

有时候半夜会突然惊醒,嘴里喊着一些听不清的话。

家里养了十几条狗,据说是为了防身。整个房子布满了各种防盗装置,像个堡垒。

这种高度戒备的生活状态,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

谷正文似乎始终生活在恐惧和不安中,担心遭到报复,担心那些被他迫害过的人会来找他算账。

这种恐惧,部分来自他的职业习惯,部分则可能来自内心深处的愧疚。

2007年1月25日,谷正文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终年97岁。

临终时,那本只写了一行字的《吴石案补遗》还放在他的床头。

葬礼很简单,只有养女和少数几个老朋友参加。

九个亲生子女都在美国,没有一个回来送终。

谷正文去世后,关于他的评价出现了两极分化。

一些人认为他是忠于职守的情报人员,为保卫台湾做出了贡献。

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对地下党员进行了残酷迫害。

但无论哪种评价,都无法回避一个事实:

他在晚年对吴石案表现出的复杂情感,说明这个案子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我输了,输在太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句话成了谷正文留给世人的最后注解。

他用一辈子追求权力和地位,破获了无数案件,抓捕了数千人,但在生命的尽头,却发现自己在那个最重要的案子中"输了"。

他输给了那些他曾经折磨、审讯、最终处死的人,输给了他用"眼睛"无法看到的精神力量。

相比之下,吴石等人虽然失去了生命,却在历史中留下了永恒的印记。

1965年,吴石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73年,这一认定得到正式确认。

2006年11月22日,民政部向吴石烈士的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

2013年,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建成了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人的雕像并排矗立,面朝东方,永远守望着他们为之奋斗的土地。

在台湾,2000年台北市政府在马场町竖立了纪念碑,将这里开辟为纪念公园。

碑文上写着:"纪念五十年代为追求社会正义及变革牺牲的热血志士。"

虽然表述含蓄,但这座纪念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承认。

时光荏苒,当年的风云人物都已作古。

谷正文带着他的"包袱"离开了人世,吴石等人则以另一种方式永远活在了历史中。

那句"我输了,输在太相信自己的眼睛",成了这段历史最深刻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