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月15日午夜，瑞金灯火寥落。中央机关正在匆匆打点行装，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大撤退即将开始。此刻的毛泽东因病咳得厉害，却还在油灯下修改行军方案。若把这一支笔从时空中抹去，接下来中国的走向会不会换一条轨迹？许多人至今心生好奇。
湘江一役便可窥见分水岭。1934年11月，红军主力抵达灌阳时已减员近半，队伍边打边退，情绪低迷。关键节点，毛泽东提出“兵力分散、穿插突围”，短短三天摆脱四倍于己的追兵。倘若湘江就此折戟，井冈山缔造的一切将烟消云散，苏区干部与群众或许被各个击破，从而失去在西南继续生长的土壤，长征也不会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遵义会议的结论并非简单“改组指挥权”，更深层的是战略思维的彻底转换。会议后，周恩来感慨：“路线对，吃糠也能活。”假如那时没有毛泽东，中央红军极可能维持“左倾冒进”的硬拼方式，即使侥幸活到陕北，也难以带着完整骨架进驻黄土高原。没有硬骨架，再好的根据地亦难撑久战。
1936年冬，抗日呼声高涨。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深夜向延安发电报，请示下一步。毛泽东回电寥寥数语：“先稳蒋，再抗日。”一句话定格局。若换成另一个领导核心，或一味复仇，或全盘妥协，都可能激化内战，让日本关东军坐收渔利。那样的中国，会在华北平原上延伸更多伪政权，而不是随后形成的第二条战线。
1940年百团大战后，日本参谋本部评估八路军战力时，特别提到“敌方善用游击与运动相结合，首脑极其狡猾”。首脑指的就是毛泽东。假若缺少这一战术体系，华北铁路或仍被日军完全掌控，晋察冀根据地就少了赖以呼吸的交通线，“地道战”“地雷战”也很难大范围出现，敌后抗战时间将被极度拉长。
1943年整风运动表面关注学风文风，实质在“统一思想、锻造骨干”。延安窑洞里，毛泽东常让干部互称“大白话”，再看俄国史、农民战争史，目的就是把纷乱的理论捏合成一把铁锤。倘若整风流于形式，党心仍散，军心难齐，到了全面内战阶段，纵使拥有百万人马，也会因派系林立而难下统一命令。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当晚，重庆来电邀请和谈。毛泽东当即表示愿意赴会，周围人惊惧不已。“如果我不去，天下人会说共产党怕坐飞机。”短短一句，抓住道义主动权。若是婉拒而留在延安，蒋介石可轻易占据上风，通过舆论塑造“破坏和平”的帽子，内战之火燃起时，国共力量对比未必会发展到1948年的天平倾倒。
1946年至1947年，国民党拥有正规军四百三十万，比解放军多出两倍有余。面对天差地别的兵力，毛泽东提出“由内线转外线”的运动战思路。东北战场火车与坦克虽握在对手手中，林彪却能以分割包围反包战术连拔四城，靠的是总部对战略方向的准确把控。倘若领军者缺乏这种胆识，冀鲁豫主力大概率被压缩到黄河以北，淮海一役就很难发生，更遑论决定胜负的“三大战役”。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走进市郊妙峰山的谈判室时，对时任总前委的叶剑英嘀咕了一句：“贵军兵临城下仍允守军出城，这在历史难找先例。”叶剑英笑答：“领袖说了，能少死一人就值。”若无这一政治胸襟，北平将经历残酷巷战，大批古建筑、文物甚至市民都会化作瓦砾。和平解放把宝贵的文化古都完整交给新中国，这也是毛泽东决策中的温度。
1950年10月，朝鲜战局骤变。林彪因病推辞出兵指挥权，几番争议后，彭德怀率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当时苏联空军尚未到位，美军海空优势悬殊。会上，不乏不同意见：“若失利，东北岌岌可危。”毛泽东言简意赅：“不出，不行。”这一次“背水一战”至少稳定了东北工业心脏，也给新中国赢得缓冲期。设想没有毛泽东的拍板，政务院很可能倾向于观望；一旦朝鲜半岛被美军一并吞并，鸭绿江岸的防线只会更纤弱，中国重工业基地难逃轰炸风险。
1953年起的“一五计划”是在苏援框架下展开。十二年援华协议的签字，斯大林去世后差点生变。赫鲁晓夫曾放出风声，要缩减技术支持。毛泽东以“中苏是同志+兄弟”为题写信，同时派周恩来访莫斯科，加上抗美援朝的血盟情感，硬是保住援助额度。倘若换作地位稍逊的谈判者，156项重点工程很可能被腰斩，新中国工业化进程将被迫拖延数年，重工业布局也会随之改写。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是新政权能否稳固的关键。毛泽东主张“分田不分心”，把丈量土地与建设基层政权捆在一起，让数亿农民第一次拥抱“自家田”。若领导层在此事上摇摆，既得利益集团便会浑水摸鱼，华北、华中局部很可能出现大面积武装械斗，那种动荡不亚于此前的土改拉锯，国家财力跟不上，部队疲于维稳，工业启动计划只能延后。
1958年大跃进后，经济指标虚高与自然灾害交叠，农业生产急剧下滑。毛泽东在1961年初中央工作会议上主动让出国家主席职务，支持刘少奇、周恩来推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若他一意孤行坚持原速度，三年困难时期将更为严峻，甚至对军费与科研造成难以挽回的缺口，原子弹、氢弹的研发进度都可能被迫暂停。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苏联专家早已撤离，西方封锁愈发严酷。外电评论称：“一个相对贫弱的东方国家跨入核俱乐部，堪比一次地缘板块移动。”毛泽东早在1956年就指示“两弹一星”要“自己动手”，此后无论中苏关系如何折腾，这条路线始终未改。假设当年跟随莫斯科的“蜂群理论”——即靠集群常规武器与苏联核伞——中国的战略主动权会受制于人，边境摩擦也容易被牵制。
值得一提的是，外交场合的个人魅力同样直接影响国家砝码。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北京钓鱼台宴会厅中，毛泽东以“旧友新知”开场，几句谈笑便冲淡二十多年的敌意。若无此一握手，美苏冷战格局里，中国可能长期被孤立，后续引进的卫星测控、精密机床和谷物贷款都会打折。国内经济调整缺乏外部技术交流，乡镇企业与沿海工业带的萌芽难以如期出现。
有人说，没有毛泽东，中国照样能够完成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理论上并非全无可能。共产国际曾热衷扶植各地革命，苏联也乐见一个友邦中国。但回望1927到1949年这二十二年战火纷飞的长卷，若缺少那股把“农民军”与马克思主义黏合起来的革命粘度，一盘散沙的中国产生更多军阀林立的可能性反而更高。至于朝鲜战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乃至对美外交破冰等一串大事，更缺少一个足够胆识兼具辩证思维的人来扛旗。
或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人民解放军的战场作风。几十万青年能在白山黑水之间忍饥挨冻，靠着“饿着肚子也要打胜仗”的精神拼到最后，与其说是政治口号，不如说是一种对领袖的深层信赖。1951年初彭德怀从前线回信：“部队冻伤严重，却无一人动摇，这种军心世所少见。”倘若领袖威望稍逊，士气可能随物质供应而起伏，长线消耗战里胜败天平便会晃动。
退一步讲，就算新中国迟早成立，如果延迟五年、十年，国际舞台上已有不同棋局。1949年的亚洲正处殖民体系松动期，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都在摸索出路。中国如果拖到五十年代中后期才完成全国政权更替，与苏联、美国的对峙节奏将大相径庭，也许无法在朝鲜停战桌上占有一席之地，印度支那局势也会朝另一种方向倾斜。
回到最初的假设：少了毛泽东，中国会不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局面？基于上文种种推演，答案更接近于“会”，而且八成是往更艰难、更曲折的方向偏移。历史不提供重来按钮，但可以分析变量。很多人关注毛泽东的天才式指挥，或者辩才无碍的谈判能力，却忽略了他对宏大战略与微观土改、军粮分配之间的把控逻辑——缺一不可。若把这些能力拆分给不同人物，磨合成本与时间差都会指数级上升，而时间，恰恰是近代中国最稀缺的资源。
再谈“关键少数”的战略意义
上述讨论始终围绕“领袖缺位”的假设展开，其实从另一角度看，任何重大转折都需要一个能在关键节点拍板的“关键少数”。1920年代末，中国革命处在向农村转移还是守住城市据点的十字路口；1936年，是否联蒋抗日又是另一个分岔；1950年，出不出兵朝鲜更是生死考验。一路走来，可替代性极低的决策并不少见。如果缺少毛泽东，也必须快速生成另一位同等分量的领导，以保证连贯指挥链，否则局势极易碎片化。观察其他国家，可见拉丁美洲不少左翼政权因频繁换脑而夭折，东欧某些国家在二战后也因多头指挥而遭遇外部强势介入。中国当年的地缘环境更复杂、国力更薄弱，稍有迟疑便可能失去窗口期。由此可推断：不是简单“有无毛泽东”的单选，而是“有没有足以统合军政、洞悉国际、塑造群众信任的关键少数”。正因其稀缺，历史拐点往往注定由极少数人剪裁出形状。这，大概也是毛泽东之于近现代中国最不容忽视的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