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领受任务
1981年7月10日，星期五的午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室的尚同志拨通了电话，通知王文耀。（原陈伯达秘书），说邓力群同志（曾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约王文耀、王保春（原陈伯达秘书）同志，敬请于下周一晚7点光临我家，届时有一要事需商谈。特此叮嘱王文耀务必通知王保春一同前来。
7月13日傍晚7点，我们王文耀、王保春抵达邓力群宅邸，邓力群亲自引领我们步入他的办公室。寒暄数语后，话题随即转入正轨。
（邓力群）
”
（1）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下了众多严重罪行。鉴于他在文革前对党的事业有所贡献，中央在定罪时并未详尽列举其所有罪行，仅罗列了其中数项。
（2）他理应意识到，自己与他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尽管他身为组长，（中央文革小组）然而，诸多恶行实乃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所为。其中某些恶行，他或许有所耳闻，而另一些则可能未曾察觉。即便他有所了解，这些人亦如此行事。（指江青等人）他虽多次尝试，却始终无法使我听从，而他亦无力左右。此事，中央方面自是洞悉。
（3）近几年来，他向中央提交的若干份材料中，部分内容颇具价值，然而，其中不少篇章却流露出自我辩解的倾向，实为不妥。我们应当端正态度，公正地审视自我。
（4）他应专注于治疗疾病，确保身体恢复健康。在精力充沛之时，不妨阅读一些书籍。若手头无此书，不妨列出书名，我们将协助他进行借阅。此外，他亦可尝试创作或探讨一些问题，例如哲学领域，这恰是他的专长所在。
（5）你们不仅能够协助他调整情绪，更可适时提出指正，促使他摒弃自我辩解的态度。
（6）一旦身体康复，情绪恢复，在适宜的时刻，或许可以考虑采取保外就医或特赦的安排。请告知其家属，他们探望的次数相较于以往可适当增加。
（7）若他提出任何合理诉求，请予以记录并提出，同时，他亦可以亲笔书写条文，转交于我，以便向中央汇报。
（8）本周末务必抽空探望他。烦请联络我的秘书刘忠海，由他来安排具体的见面时间和地点。在你们交流完毕后，也请及时与我分享情况。今日邀你们两位前来，正是为了此事。
遵照邓力群同志的安排，7月15日清晨，我们前往复兴医院，向陈伯达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陈伯达同志在听闻后，对党的关怀和邓力群同志的指导表示了由衷的感激。
陈伯达感慨道：“在你们抵达之前，我一直在思考，此次重逢该以何称呼相称。以往，我们总以‘同志’相称，而如今，我已被定罪沦为罪犯，再次见面，又该如何称呼呢？经过深思熟虑，我还是觉得，我们曾经是亲密的老朋友，那么就依旧以‘老朋友’相称吧。”
交谈之际，陈先生起初情绪波动剧烈，但随后逐渐趋于平缓，精神面貌亦明显好转，对于自身的过错，他已不再进行辩解。
7月16日，我们将对与陈伯达的谈话内容进行书面记录。在报告中，我们阐述道——
在向陈伯达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后，他的情绪顿时变得激昂，泪水在眼眶中涌动。
陈言道：我衷心感激党的宽容大度，对于我所辜负的众多同志，我深感愧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负有极其重大的责任，罪责难逃。……关于历史问题，我不想过多阐述，你犯了多少错误，便是多少错误，大家尽管批评，即便批评得过分，也无妨。然而，每当看到报纸上对我过度批判的报道，我忍不住想要进行一番辩解。
陈还谈了几个问题。
（1）谈及社会就业的现状，陈先生表示：近期，我在报纸上频繁读到有关抢劫、强奸等刑事案件的报道，其中作案者多以青年人居多。这一现象引发了我的深思。案件数量的激增，无疑揭示了就业问题的严峻性。
（2）他怀揣着强烈的愿望，急切地表达道：“请向党组织转达我的心声，我唯一的心愿便是投身于工作，挥洒笔墨……我渴望撰写一本关于解放前中国工人阶级的专著，这对启迪后辈大有裨益。我们怎能忘记自己的根呢！当然，仅凭我一己之力难以成事，需要更多的人携手，共同记录下解放前工人的苦难经历。这项工作，我乐此不疲。眼前待办之事繁多，诸如中国史的研究、中国文艺的发展等。这些想法源于我对鲁迅小说史的深刻感悟，我希望能撰写关于小说历史的专著。每当想到这些，我便焦急万分。我已经被囚禁了11年，不能再继续被束缚，不能无所事事啊！”
此外，若条件允许，恳请您资助我一百元，以便我能购买一些水果。目前我正面临便秘的困扰，大便难以排出，这让我感到极为不适。
除了上述书面表述，我们的汇报主要采取口头形式。汇报结束后，邓力群同志发表评论道：
届时，若你们再次前往，不妨明确告知他，病愈之后，未来未必重返牢笼，我们将审慎考虑在合适时机给予特赦。同时，请他留意报纸上刊登的理论性文章，若有任何见解，不妨以短信形式提出。
在陈贞和姚洛协助下，他完成了《中国工人阶级概况》的撰写。目前尚不清楚姚洛是否愿意继续参与类似工作，建议与姚洛沟通以了解其意愿。关于原稿的存放位置，今后可提供给陈贞查阅。
请转告马仲扬，询问陈伯达的资金是否存储于《红旗》杂志，若不在该处，请先行垫借三百至五百元，以供使用。（指王保春、王文耀）熟练运用。幼儿。（陈的最小儿子）每月仅需支付25元，更有额外10元可选……若您下次前往，不妨询问他是否还有其他亲属能够协助照料他的日常生活。
7月21日上午，接刘忠海。（邓力群秘书）的电话：
（1）您与陈伯达的对话记录业已审阅，其中提及了邓的相关内容。（力群）不妨另行整理一份简要的记录，以便于向中央汇报。
（2）关于领款事宜，力群同志已与高登榜同志取得联系。您们可前往管理局计财处，与石同志进行沟通。
我们接到了市公安局的通知，要求我们在8月5日下午前往友谊医院探望陈伯达先生。陈4日下午转院至友谊医院。陈先生所居之处位于医院的三楼西侧，环境相当舒适。病房内设施齐全，设有两张舒适的病床，沙发以及独立的卫生间。目前，一位来自市公安局的同志正暂时代为照料。
我们从办公室财务处代为提取的1000元款项，陈伯达已按规定办理了相关手续——填写了取款单，从中支取了100元作为他的零用钱，剩余的款项则由我们负责保管。同时，我们还为他购置了钢笔、墨水、手纸、肥皂以及布鞋等日常用品。
我们向陈伯达同志转达了自上次见面以来，力群同志所提出的指示精神。
聆听此言后，陈伯达再次向党组织表达了深切的感激之情。随后，陈伯达便陆续提到了以下几件重要事项：
（1）关于刘叔晏陈伯达第三任妻刘叔晏利用我的名义开展对某某同志的专案调查，因此这个错误的首要责任理应由我来承担，其次才是她。
江青为何将此人送往山东？原来是因为刘叔晏在专案调查中获取了康生的某些材料，她自以为掌握了康生的关键证据。我不经意间将此事透露给了江青，却未料到江青与康生关系密切。江青对那份材料垂涎欲滴，但刘叔晏坚决不肯交出，于是江青以报复之心，将她驱逐出北京。
1968年，刘叔晏逼迫我撰写离婚协议，协议完成后，她却并未离去。当我索要离婚书时，她却拒绝交出，声称保留它有所裨益，似乎她早已预见到我将面临倒台的命运。尽管如此，我对于她所犯的错误，理应承担的责任，我仍旧愿意承担。如今，我觉得有必要将这两件事情解释清楚，为她稍作辩解。
（2）久违了街头繁华，自复兴医院步入友谊医院之际，我目睹了熙熙攘攘的人潮，不禁感叹大都市的人口密度之高。媒体亦曾呼吁发展小城镇，此举措甚为明智，极具科学性。
（3）近期，我在报纸上阅读了一篇关于电子工业的文章，该文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启发。然而，这篇文章主要聚焦于工业管理问题，并未深入探讨电子工业对整个工业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6月8日，我撰写了一篇个人见解，并呈递给了那位与我频繁交流的同志。他的观点与我存在差异，阅读完毕后，他还将文章归还给了我。现在，我想请教各位，这篇文章是否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撰写？若可行，我将整理一份清晰的副本。或许我的观点存在偏差。
我们诚挚地劝慰陈伯达，让他务必认真治疗疾病，他却言道：“病情难以治愈，只要精神状态好转，其他一切都将随之好转。”
江青、陈伯达、康生
二 转递材料
8月12日，我们致信邓力群同志，就以下情况进行了详细汇报：
8月11日，陈伯达同志通过其同住的李玉元，告知我们其已完成两篇文稿，并恳请我们将之转交组织审阅参考。
陈健相同志目前身处医院之中，暂更名为陈健相。在此期间，李玉元同志悉心照料于他。李玉元同志于去年退休后返回家中，鉴于陈健相同志住院期间缺乏照料，市局与《红旗》杂志社党委经共同协商，决定从河北的完县邀请曾在陈健相同志身边工作多年的李玉元同志前来，以临时照应。陈晓农（陈伯达儿子）自石家庄赴京，我曾两次前往医院探望陈先生，如今已返回家中。
1、《浅析日本“生产率运动”之问题》；2、《恩格斯论“工业发展与城乡融合”之议题》；3、《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论述的摘录》。
自这三篇文章交付之际，邓力群同志于8月14日作出批示，要求复印若干副本，其中一份递交给耀邦同志，另一份则呈递给乔木同志，其余若干份则分别分送给了润青、梅行、子力、有林等同志。
8月27日，我们前往医院探望陈伯达先生。翌日，我们致信邓力群同志，向他汇报了相关情况。
陈对生活及治疗均表示出高度的满意。他多次表达了对党的宽宏大量之感激之情。陈表示希望能阅读一些公开出版的经济和哲学类杂志书籍，我们觉得为他购置这些书籍是适宜的。这有助于他更好地了解当前社会的发展状况，因为从他的交谈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社会的了解颇为有限。现附上陈所摘抄的三份材料（具体内容见附件）。
邓力群同志审阅之后，于9月16日作出批示：请复印数份，分别送达耀邦、乔木、玉青、润青、梅行同志，以及经济组、理论组及我本人各一份。
9月15日下午，我们送了陈伯达要的书。（马恩选集等）陈问他的财产。（内含一万多元现金；以及三件出国时身着的高级皮衣等服饰；书籍若干，其中不乏旧版珍品，如《二十四史》、《文选》手抄本等。）如何应对此事，我表示，乔木、力群等同志均为我国社会科学院的杰出领导。若有机会，我衷心希望能够聆听他们的教诲，从中汲取知识。
9月19日，我们整理了此次谈话的要点，并以此为基础，致信向邓力群同志进行了汇报。
10月1日夜晚，我们拜访了邓力群同志。邓力群同志关切地询问了陈同志的病情和治疗进展。在听取我们的详细汇报后，他提出了几点重要的指导意见：
（1）不妨与医生进行沟通，听取他们的专业建议。同时，应向医生表达出对病情积极治疗的决心，争取早日康复。当前医院的设施相较于复兴医院，无疑是更为优越的，切勿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一旦康复，不仅他将迎来美好的晚年生活，还能为社会作出贡献。您可以向医院表明，这是中央的指示。
（2）他所准备的几份文件，均已印制完毕，并已分别呈送至耀邦、紫阳、先念同志以及相关同志手中。
（3）他致力于探究“中国工人状况”这一课题，先前收集的相关资料存于姚洛处。（昔日担任陈伯达秘书一职，继而调任《红旗》杂志国际部主任）那里，陈将来负责编纂此书，或许还需邀请撰写《中国工人状况》的吴成民共同参与。若此书得以顺利完成，无疑将是一项重要的贡献。
王文耀感慨道：“陈伯达曾坦言，他有两桩事深感对主席有所亏欠。首先，他不该将田家英推荐至自己麾下；其次，关于田家英哥哥身处台湾之事，他事先并不知情，事后亦未及时汇报。”
王保春表示：“若我们在某些方面有所不足，您请随时指出，切勿因错误而重复发生。”
邓力群坚定地回应道：“请放心，我有责任为你们发声，这是中央的委托。”
邓力群同志曾表示：马洪同志向吾询问，王学文同志亦有所咨询，关涉陈伯达同志所著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整理完毕后，能否由社科出版社负责出版。吾答曰，一旦整理完成，自当无碍出版。然而，该书预计印量不会太过丰厚，盖因年轻一代对此尚不甚熟悉，而五十岁以上的读者群，大都是陈伯达同志的门生，他曾于延安授课。陈伯达同志乃我国最早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先驱者，堪称第一人。因此，趁着他还健在，尽早出版实为上策。
11月23日，陈伯达出院后搬至团结湖定居。当日午后，我们特地前去看望他。陈伯达亲手递给我们一份材料，希望我们能将其转呈上级。
陈伯达、林彪在天安门。
邓力群同志指示：请复印数份，分别送达耀邦、乔木、润青、梅行等同志。
1981年12月16日晚上8点左右，我们前往探望邓力群同志。在交谈中，他提到了两件事情，并且建议调派陈晓农同志来照料他的父亲。
邓力群说：告诉他（指陈伯达）所撰文稿主要分发给了耀邦同志及其相关负责同仁。陈同志在提及整理我国工人阶级概况之余，还有何他计划？请告知他，我建议他集中精力首先完成一项任务，若有余力再着手第二项。鉴于他的时间紧迫，有必要进行合理安排，分步骤逐一完成。当前缺乏他人协助，一切需自力更生。
1982年4月23日的夜晚，陈伯达前往西绒线胡同拜访周扬同志，并在市公安局同志的陪同下抵达。据悉，两位老友在此共谈了约四小时之久。
5月14日，我们前往陈伯达先生的住所，成功取回了三份重要材料：（1）《儒林外史》阅读随笔；（2）《三国演义》阅读笔记；（3）对《西游记》的阅读感悟。（未抄写出来）陈先生言道：“前次赠予的《红楼梦》阅读笔记，建议周扬同志不妨一阅，或许可考虑以笔名的方式予以发表。”
5月21日，致信邓力群同志。
陈伯达近期撰写了若干篇关于文学的佳作，现特此呈上《读〈儒林外史〉杂记》与《曹操与“青州兵”》二文。此外，他正致力于《西游记》的读后感创作，预计不久便可完成。他期望这两篇文章能与之前所寄的《〈石头记〉里的一段公案》一同以笔名发表，并在发表前能呈送周扬同志审阅。因他在拜访周扬同志时曾提及此事，故此恳请您予以考虑。敬请斟酌。
5月28日，我们致信给力群同志。
呈上陈伯达先生所撰文章《求知之艰——阅读〈西游记〉的感悟》。文中提及，此篇及之前几篇，均为其在研习文学评论过程中所撰写的习作。现建议将此文分送乔木、周扬、胡绳同志审阅，敬请力群同志予以斟酌。
6月23日夜晚，接到萧清河的电话，他邀请我们前往一遭。他提到陈伯达近期撰写了一份新材料，希望我们能将其转呈上级。我们随即前往取回。陈伯达旧杂感7月12日，陈晓农惠赠其父新作——《认识的渐变与突变——以〈坛经〉为鉴，探析中国佛学的顿、渐两派》。
8月17日午后，陈伯达同志来电邀萧清河同志接听，旨在告知其前往取阅一篇由陈所交付的文章——《黑格尔反对绝对——读书杂记》。王文耀在取阅途中，向陈伯达汇报了周扬同志对文章的审阅感受，赞许不已。然而，周扬同志也提及自己多年疏于外界接触。随后，陈伯达就此发表了几点看法：
（1）鉴于报纸上关于报考大学情况的报道，我创作了《儒林外史》等相关评论。这不正是一种新的科举制度吗？它甚至比旧制更为严格，报考年龄上限被限定在25岁，无法再继续报考。
（2）包产到户一事，实乃重大决策。刘少奇同志昔日亦曾持不同意见，诸如对托拉斯的设立。然而，时至今日，开展包产到户已属可行。
（3）我向张震寰及在场的科学家们提出了发射卫星的建议，并向中央提交了相关报告。正是在1964年至1965年间，……我对卫星发射一事颇为关注，除了总理之外，鲜有人知此情。
9月30日，我们特地前往拜访陈伯达先生。他亲笔撰写了两篇论文，并委托我们代为转呈中央审阅，分别是《儒法两家其实却是兄弟》与《科学、假设、实践》。
10月30日晚，我们前赴邓力群同志家中进行拜访，交谈了近一个小时。邓同志表示：
他（指陈伯达）所撰文稿，均已呈递至中央领导同志审阅。其中涉及文艺领域的三篇，已转交周扬同志负责处理，至于处理详情，我并未获知。其余稿件，均为本人亲自处置。既有手写，也有铅印，均已分发给中央相关部门的同志审阅。记得有一篇，具体篇目已不记得，篇幅较长，主题关乎佛教……标题亦已遗忘，但颇受关注，大家普遍认为其文笔佳妙。他笔下的作品，若有人阅读，已是莫大荣幸。如今，他需牢记自己身为犯人的身份，与往昔已截然不同。昔日他位列第四，所撰文稿无论优劣，总能登载于显要位置。
11月2日，我们特地拜访了陈伯达先生，向他转达了邓力群的指示，并呈上了几份杂志供其阅读。陈伯达先生显得十分愉悦，尤其是得知他撰写的文章《求知难》已于《读书》杂志的第10期中与读者见面，他的情绪尤为高涨，表达了今后要多创作作品的愿望。
12月2日夜晚，我们拜访了陈伯达先生。他告知我们，正筹备撰写一篇关于“一分为二、一分为三”的论述文章。此外，我们还讨论了一些往事。
12月31日，我们前往探望陈伯达先生。他所著的《论一分为二、一分为三……》已顺利完成初稿，待全文抄录完毕后，将呈递给相关部门。听闻周扬同志不慎受伤，陈伯达先生表达了诚挚的慰问之情，并希望周扬同志今后避免服用安眠药物。
1983年2月4日，陈晓农莅临社科出版社，提及其父亲不幸病发高烧，已入院于公安医院。他恳请我们一同前往探望。此时，王保春恰巧出席人民大会堂的会议，而王文耀便立即陪同陈晓农一同前往医院进行探望。
“在呈送时，不妨提及我撰写完毕后即因病倒下，未能细细校对，若其中存在谬误，恳请不吝赐教，予以指正。”随后，他将文章交付给王文耀，并再三叮嘱：“你与保春务必仔细研读，逐句斟酌，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3月4日的午后，我们拜访了团结湖的陈伯达先生，并从他手中收回了他曾撰写并报送中央的部分文字材料原稿，交由他自行保管。这些材料上均留有中央领导审阅后的亲笔批示。
陈伯达在特别法庭受审。
4月26日，王保春同志接到刘忠海的电话，转达了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
（1）陈伯达所撰写的材料，经中央领导审阅后，获建议扩大篇幅，尤其着重于中国近代史领域的探讨。他在这一领域有着深厚的了解，其中不乏他亲身参与编撰的显著事件。此类资料对后世研究具有极高的价值，篇幅可长可短，灵活多变。
（2）少写读书笔记。
（3）撰写关于当下之事的文稿对他而言颇具挑战，主要源于对外界情形的不甚明了，亦或认知不足，加之缺乏文件与资料的参考。
（4）探讨历史重要议题。
三 失去机会
1983年7月21日，我们应邀拜访了陈伯达。此行的目的，是协助他完成中央有关部门委托的任务，即撰写关于“九大”前后的历史及周恩来总理对抗“四人帮”事件的记载。此外，他还希望我们协助他梳理延安“鲁艺”及中国文学领域的问题。陈伯达向我们展示了他所撰写的相关材料，我们仔细审阅后，协助他回忆并补充了数件往事。随后，他交付了我们一篇已完成的《文艺的魅力》稿件。
8月16日，陈伯达邀请我们至其住所，主要议题是商讨如何处置前妻刘叔晏赠予他的数本书籍。会议结束后，他接着表达了对当前农村政策的深切忧虑。他言道：“我国根基在于农业，若根基不稳，其余事务亦难以顺利推进……”
交谈过后，陈便交付给我们一份已完成的文稿——《关于新陈代谢》。
9月23日，我们收到了刘忠海同志的来信，信中提及：
在前一次的电话中，我已向两位转达了陈的指示：中央同志期望他能撰写一些具有深刻意义的回忆录和文章，而在评论与感想类的材料上则可以适当减少，并希望你们能与他进行进一步的交流。
在金秋九月的一个午后，刘忠海同志特地通知王文耀前来他的办公室。刘忠海同志对王文耀说道：
请您前来，有一事相告。首先，需提及的是，1983年9月26日，陈晓农致信中央领导，恳请从其父亲存款中提取1000元，目的在于购置衣物及被褥等物。此事与老邓有关。（力群）批准已定，请取此办理。至于第二点，陈伯达的文章已在内部刊物上发表，稿酬共计80元，请一并收下。但请勿透露这钱的具体用途，将这笔款项与申请所需资金合并存放，以免陈伯达得知后随意谈论，引起不必要的纷争。
另外，刘说：
数日前递交的文稿，业已交由排版。中央对其所撰内容甚为关注。今后望他能撰写更多具有实际价值的作品，切勿沉迷于杂记与感想等无关紧要的篇章。毕竟，由于对中央及地方现状的不甚了解，此类文章难免显得不合时宜，徒增冗余，实则浪费宝贵时间。他宜着手整理那些他曾亲身参与和经历过的、关于中央重大事件的回忆录。这些记忆他人所不知，若不记录，恐成千古遗恨。此言乃耀邦同志在审阅其文稿后所提。
11月18日，我们前往医院探望陈伯达先生，他在交谈中提及了以下几个议题：
（1）见到你们，我心中充满了喜悦，衷心感谢你们的到访。十四年的囚禁生涯，让我深知，若非你们主动前来，便无需劳心劳力地寻求上头的关注。请不要因为我而增添负担，毕竟你们已等待许久，其间变化未卜。若今后探访有所不便，也请不必勉强，减少来见我，以免在整党期间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2）欲一窥我的《反动言论集》之首卷。往昔所撰诸文，吾已难以忆起，然此集结收录竟如此完备，实乃江青之伟绩，吾心感激不已。然而，欲先一睹首卷之内容，亦愿浏览后续各集。若有所不便，那便作罢。
（3）我撰文《试谈社会主义农业的若干问题》，篇幅相对较长，若有机会，还请各位品鉴。至于何时将其发表，以及是否发表，尚需进一步商榷。至于工业方面，我的文章也已整理完毕，《〈黑格尔反对绝对〉——读书杂记》便是其中之一。若心中有话不吐不快，实感难熬。
1983年11月20日的夜晚，我们受邀至邓力群同志的家中进行拜访。在那次会面中，他与我们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邓力群：他（指陈伯达）现在看书多吗？
王文耀：他平日里鲜少有他事，几乎将全部时间投入于阅读之中。对于此次整党，他表达了由衷的赞同，强调应当以自我批评为核心。
邓力群表示：我注意到了他的态度，明显与那些整人者不同。他希望让这个人多活一段时间，以便让他目睹这些人所作所为是否比他们那伙人更差。我知道他对邓小平同志持有不满。具体来说，1963年，他草拟了一份关于工业问题的文件，呈送给主席后，还当面询问了邓小平同志的看法。邓小平说这份文件还不够成熟，这让他心生不满。他这个人在顺利时不会找我，但在遇到困难时就会找我寻求支持。他向我提起这件事，我告诉他，党内起草文件时，总有不同意见，有人赞同，有人认为不够成熟，这不奇怪，再修改一下不就完善了吗？但无论如何，他的态度都未能改变。
王文耀感慨道：“每次我们去探望他，他总是向我们表达歉意，无论是对你还是对大家。他的情绪时常激动到无法自持，泪水夺眶而出。”
邓力群回忆道：“他对我确实有过不少指责，有些事情听起来简直令人费解，我通常选择不去理会。记得我加入《红旗》杂志社，那完全是他的多次举荐，后来在刘少奇同志那里，也是经过他的推荐我才得以前来。然而，当少奇同志遭遇不幸后，他却诬陷我是刘少奇安插到《红旗》以夺取权力的棋子。哈哈，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不过，有一件事我却始终铭记在心。那就是我们被下放到干校之后，他曾经对军宣队表示：（1）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劳动自是难免，但我们也应给予他们阅读的时间；（2）在生活上要照顾好他们，他们大多是南方人，应该提供一些大米等食物……对此，我还是要表示感激。同时，我也希望他能长寿，亲眼见证我们这批人与他们那一批人究竟谁更出色。”
1984年1月4日（农历正月初三）我们前往陈伯达先生处致以新春的问候。在交谈中，我们告知他，《试谈社会主义农业的若干问题》已于11月20日送达，但至今尚未收到任何回应。
陈伯达在特别法庭受审。
3月24日，致信邓力群同志。
呈上陈伯达先生所撰文稿两篇：《人类儿童时代闪耀的科学微光》与《过海的故事》。据陈先生自述，后者乃其亲身经历，其中蕴含自我反省的意味。陈先生表示，鉴于平日深居简出，长期与外界社会脱节，对现状了解有限，今后将主要搁笔政治类题材，若精力允许，则倾向于创作更多学术性质的作品。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3月30日的午后，刘忠海同志拨通了王文耀的电话，就相关事宜进行了沟通。
收悉你们转寄的资料，耀邦同志在审阅后情绪略显激动。请你转告陈伯达同志，请他避免涉入那些具体现实话题，因其对情况缺乏深入了解，所持观点多有偏差，实属错误。切莫效仿“四人帮”那般，过多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名言，如此徒然耗费大家宝贵时间。……他年事已高，时日无多，耗费如此精力撰写，他人阅读亦无多少收获。因此，恳请你转告他，着手撰写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忆录。鉴于他在主席身边工作，例如在西柏坡参与过的会议，讨论过的重要议题，参会人员名单，主席的观点；又如在延安讨论的某个重大问题，主席的言论，与会人员等，这些内容对他而言是鲜为人知的。他若将这些记录下来，对后世将大有裨益。此非要求他撰写交代材料或分析意见，仅需记录事实即可，目的在于为中央和后世留下宝贵资料。
1984年5月25日的午后，邓力群同志的秘书刘忠海致电王保春，告知：“力群同志命我转达，自即日起，你们两人应停止与陈伯达的一切联系，并对此事不再进行任何工作，此事至此画上句点。”
自此，陈伯达丧失了向中央领导层提交文章与材料的权利。
经过三年的公务往来，我们与陈伯达的交流就此画上了句号。